发布日期：2025-03-08 16:08点击次数：99
去年的喀山金砖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
不久之前，土耳其还递交了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的正式申请。如果成功，那么土耳其将是第一个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的北约成员国。这更加强了土耳其在国际上反复横跳，四处出击的“异类”形象。
不过，要知道其实没有国家想做异类。曾经，土耳其也想做一个“文明国家”。
埃尔多安出席喀山金砖峰会
100年前，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不惜将末代哈里发赶走，自绝于伊斯兰世界，期望能够被欧洲接纳，但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万年欧盟候选国。
土耳其能够加入北约，也是靠着扼守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是当年美国与苏联的必争之地。
但是，当美苏争霸结束，到了分享战果的时候，土耳其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扒皮拆骨设法融入欧洲，在西方人眼中仍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按理说，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欧洲国家接纳它从地缘战略上看是百利而无一害，可以极大增强欧盟的影响力。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欧洲都不愿宽容，逼得土耳其又想念起了伊斯兰世界，做起了左右横跳、两面三刀的买卖。
土耳其地理位置
可以说，土耳其人用100年的时间替全世界趟了雷。土耳其融入欧洲的失败，证明了以美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是由美国主导的以“中心-边缘”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殖民体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深受西方世界的种族主义思想影响。
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经济体量不断壮大，这一秩序正在逐渐被颠覆。按照2023年的数据，金砖五国的GDP占全球的35.7%，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G7）的29.9%。
土耳其向金砖国家组织提出申请，标志着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利益分配模式正在瓦解。世界各国正在进行广泛的利益解绑和重新绑定，这便是百年大变局的本质。
而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决定了，这一次国际秩序的变动方式将同19和20世纪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1.缠斗模式
1945年10月，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用“冷战”一词来描述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苏联和西方阵营之间一种“不是和平的和平”状态。
2年后，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伯纳德·巴鲁克正式用“冷战”来定义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用来指一种除了直接军事冲突和使用核武器以外，动用一切手段进行的总体性对抗。
伯纳德·巴鲁克
1949年11月，西方国家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这个非官方国际机构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西方工业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高端技术和战略物资。
世界分别以美、苏为核心被分成了相对隔离的两大经济体。冷战后期，两大阵营之间的经济交流虽然有所增多，但是仍然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1986年，美国发现日本东芝集团下属子公司私自向苏联出口精密数控机床。
为了杀鸡儆猴，美国国会迅速出台了一个严厉的制裁法案，对东芝公司处以15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同时，对于整个东芝集团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一倍的关税。
东芝集团董事长和下属公司社长先后辞职，直接经手机床出口的事业部部长被逮捕并判刑。一系列惩罚几乎让东芝公司濒临破产。
东芝集团
严密的封锁让两大阵营的经济体长期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同时也决定了20世纪的美苏冷战是一场全方位的对抗。
然而，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强大如美国也无法将这种联系立刻切割干净，而不对自身造成致命伤害。
这就决定了在短时间内，全球秩序的变动并不会复现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进行全面对抗的冷战场景，而是在各方利益存在广泛交织的前提下进入到一种“缠斗模式”。
在这种新的斗争形势中，许多冷战时代留下的概念是不适用的。例如，这个时代的敌人和朋友之间的界限将变得十分不明显。土耳其作为北约的一员，又同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这种行为在冷战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而从冷战走出来的美国习惯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思维方式，要求盟友即使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无条件配合美利坚的指令。
这种做法在短时间内会增强自己一方的凝聚力，看起来似乎声势很浩大，但是只要不被对方的气势吓住，不给它们想要的东西，这种由蛮力捏在一起的联盟就会因为内部压力而破裂。
同时，我们不能犯跟美国类似的错误，要求某个国家做“完美的盟友”。
在金砖国家组织中，不同成员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差异，加入组织的诉求也不尽相同。
俄罗斯面临着美国全面和严厉的制裁，在推进金砖结算体系和金砖货币等事项上一向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这符合俄罗斯当前的需求。
巴西距离美国很近，其目标是追求全球治理改革，加强与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寻找更好的国际条件，对美国感到敏感的议程比较谨慎。
印度是美国积极拉拢的对象，在经济上还受益于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过由于美元储备不足，印度也希望借助金砖结算体系扩大本国货币卢比的影响力。
印度货币卢比
各国的目标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是都蕴含了改变单一霸权秩序的共同需求，长期利益是一致的。这与美国要求日本、韩国、荷兰等盟友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配合美国的行动截然不同。
在这个经济活动已经高度全球化、复杂化的时代，国家间利益的解绑和重新绑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理解缠斗模式的这一特点，对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就会有一个更务实的认知。
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缠斗模式中，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可以是朋友，斗争方式也将与冷战时期壁垒分明的“阵营对抗”有很大不同。
2.效率为王
1919年，作为《凡尔赛条约》的一部分，国际联盟盟约在巴黎签订。其中明确提到了，各国应一致采用公开外交的方式，反对秘密外交，并用成员国所签的条约必须在国际联盟登记的办法来加以限制。
《凡尔赛条约》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款约定，是因为一战前各国通过秘密外交签订了一大串不公开的协定和盟约。这些互保的条款，就如同赤壁之战中串起战船的铁链，在平时是保证船只稳定的保险带，在着火时却成了环环相扣的夺命锁。
事实上，一战的双方，同盟国和协约国这两个军事集团的形成就是秘密外交的产物。更糟糕的是，由于这些盟约的内容都是高度机密，决策者们并不清楚哪种动作会促发这个连环套，最终将所有人都拖下水。
这便是一战以及之前的欧洲国家博弈的主要方式。各国就像处于“黑暗森林”中一样，一边用秘密保护自己，一边猜疑对手身上有多少秘密。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国家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用尽量多的秘密盟约，将更多国家绑在自己的战船上。
但是，秘密盟约越多，各国之间的联系越复杂，就越容易触发连环条款，最终导致全面战争。
到了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由于美苏双方都有避免全面战争的需求，博弈的主要方式变成了“力量展示”。双方不仅不会隐藏实力，反而要高调展示最近取得了哪些科技进展，来强调自身的综合实力。
“军备竞赛”
在“力量展示”的博弈方式下，美苏双方都倾向于调动全国的力量，投入到能造成更大影响力的领域。这便导致了20世纪美苏双方在航天、核能等领域的一系列竞争。
展示出更多实力的一方能够在国际博弈中取得更多优势，吸引更多盟友加入己方的阵营。由于阵营之间是相对隔离的，自己一方的盟友越多，就意味着对手的盟友越少，最终更强的一方能够不断积累并扩大优势，直到对手的阵营难以维持。这便是冷战时代阵营对抗的竞争逻辑。
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各方避免全面战争的动机会变得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各国利益的广泛交织导致跨阵营的联系是很常见的。
例如，印度既可以为了科技和金融方面的利益与美国交好，也可以因为对传统能源的需求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关系。
传统能源并不是什么高科技行业。俄罗斯可以仅仅通过提供廉价的能源这一项内容，就可以吸引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俄罗斯资源地图
这在冷战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时一个国家如果加入了某个阵营，就很难与另一个阵营发生经济联系。
这个限制条件在今天被打破了。因此，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通过“力量展示”的方式，吸引盟友的逻辑已经不再适用。
这个时代国际竞争的关键在于谁能以更低的价格，或者更高的效率提供经济必需品。在这方面，金砖国家组织是有优势的，因为这里有产粮大国、能源大国、矿产大国和工业大国。
只要金砖国家组织继续保持并扩大在这方面的优势，它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自动加入，因为这是与它们的国家利益相符合的。
而美国仍然停留在冷战的逻辑中，耗费国力搞排他性的、对抗性的小圈子，并用强力来要求自己的盟友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搞阵营对抗。这种靠强力来维持的关系，是无法长久的。
美国为了维护以自身为中心的金融殖民秩序所做的种种努力，既无法持续，也体现了它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性。
3.历史的方向
1941年8月，在纽芬兰的普拉森西亚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就美国的出兵条件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其中最关键的是战后英国所占领的广大殖民地的命运问题。美国要求英国在战争结束后，同意其治下的殖民地拥有自决权。
丘吉尔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尤其是在印度问题上，不愿做出让步。但是，最终迫于战场形势，英国在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不过具体到印度问题上仍然有所保留。
此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印度独立的问题上又进行了多次争论。有一次，丘吉尔甚至威胁说，如果罗斯福继续坚持，他就立刻辞职。
当然，无利不起早。美国之所以如此积极，是为了美国商品能够自由进入印度的市场，不再受到英国的限制。
罗斯福与丘吉尔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美国的做法客观上对战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利益和道德，是推动人类社会的两种动力。英国的直接殖民模式，完全剥夺了殖民地的主权，掌控了殖民地的大部分内政和外交。美国的金融殖民秩序则是以间接剥削为主，主要通过垄断全球的金融、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向各国征收高额的铸币税、保护费和赎罪券。
在美国秩序取代英国秩序的过程中，原殖民地在形式上获得了管理自己的权力，在实践中拥有了有限的主权。必须承认，从道德上考虑，这其中包含了某种进步性。
美国推动自身利益的过程与殖民地要求独立自主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合。美国商品扩大了市场，殖民地则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这也是美国秩序能够顺利取代英国秩序的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新的世界霸主在挑战旧霸主时，除了自身实力要硬，往往还需要向原体系下的被压迫者让渡更多权利，以得到被压迫者的呼应和配合。因此，新的秩序会比旧秩序表现出更高的平等性。
美国与英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一个新的秩序要代替现有秩序，会向第三世界国家承诺哪些权利？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部分答案。那就是各国在价值观和政权合法性等方面的自主定义权，对应的是我们不干涉内政的承诺，以及迈入现代社会的发展权，对应的是“一带一路”计划。而金砖国家组织便是这样一种新秩序的具象化体现。
而更关键是，美国是无法做出同样的承诺的。一方面，这会破坏其金融殖民秩序的根基，因为美元金融资本需要制造大规模的市场波动，通过金融收割周期来满足增殖的需求，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对各国有极强的干预能力；另一方面，美国也已经丧失了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失去了大规模基建的能力。
而我们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全链条工业化国家，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合理的价格，生产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急需的优质工业品，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动更多第三世界国家迈入现代化社会，来释放我们的生产潜力。
应该承认，美国曾经在推动殖民地独立，促进世界贸易发展方面扮演过积极的角色。历史会记住它的贡献，而且美国已经在数十年的霸权生涯中收获了足够的回报。
然而，如今的美国痴迷于维护自己的特权，已经成为了妨碍世界大多数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会用实际行动证明，以美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必将被取代。